——一個國度與一家公司的成功故事
在汶川大地震爆發1個多月后,69歲的英特爾董事長貝瑞特把他第14次中國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四川,以表明英特爾與中國在一起。幾乎同時,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美國華盛頓發表演講: “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階段,這是因為中國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閉。”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沒有幾家跨國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爾更深刻的理解王岐山話語中的涵義。英特爾中國區總經理楊敘總結說,英特爾在中國的第一個10年屬于“摸索適應”階段,第二個10年屬于“與產業一起高速增長”階段,并逐漸“摸到了門道”,而未來10年則是“扎根中國”的階段。今天的英特爾,也已經匯集了中西合璧的文化交融,中國人可以從它身上清晰看到改革開放的進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英特爾40年,分別是兩個經典的成功故事。中國在30年間,由一個經濟弱國成長為一個經濟大國;英特爾則由一家存儲芯片商成長為半導體行業霸主和高科技行業的領航者。兩位成功的巨人勢所必然的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為支點
□記者 馮禹丁
2008,利涉大川
69歲的英特爾董事長克雷格·貝瑞特精力異于常人。6月23日一早,他戴著紅領巾,頂著炎炎烈日前往離成都3個小時車程的地震重災區彭州龍門山鎮,看望一所小學的孩子們;中午回到成都市內,他出席完“英特爾i世界計劃啟動儀式”后,前往拜會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和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晚上7點,他在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大講堂發表了兩小時贏得滿堂彩的演講,而后從臺上一躍而下,趕往機場奔赴北京。當晚飛機晚點兩小時,抵達北京已是凌晨2點。隨行的人困頓不堪,他還在認真地閱讀文件。據說不久前的一個星期,他剛剛一口氣在歐洲訪問了7個國家。
貝瑞特此次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全力支持四川災后重建工作,了解當地震后恢復的需求。
“地震對于英特爾來說并不陌生。”貝瑞特說,英特爾總部就建在地震多發區的加州。23日早上,在龍門山鎮小學的臨時帳篷里,貝瑞特把他從自己蒙塔納州500英畝農場帶來的象征吉祥與好運的“馬蹄鐵”,送給了一直稱呼他為“貝老先生”的龍門山鎮九年制學校校長周世述。晚上,貝瑞特獲得了成都電子科大青年志愿者送給他的寫有“我們在一起!”的T恤衫。
雖然貝瑞特開玩笑說,“在我們公司,CEO是真正重要的,董事長無關緊要(is nothing)”,但此刻由他——一位過去14年已經13次訪問中國的老朋友代表英特爾前往地震災區,向那里的人們表示慰問和支持,顯然是最合適不過。在“英特爾i世界計劃”啟動儀式上,貝瑞特正式宣布英特爾將追加3500萬元,用于在8個受災縣建立200個計算機網絡教室,并引入“英特爾未來教育計劃”,以及借助志愿者,長期支援災區恢復和重建。
英特爾選擇了一個恰當的時機,來表明英特爾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斑^早會給賑災添亂,過晚又沒有意義”,英特爾中國大區總經理楊敘說,“地震發生后,我們是首先捐款的跨國企業,我們希望在災區重建的工作中也成為一個表率?!?/P>
7月份,美國國務卿賴斯將率領一個美國企業代表團訪問中國地震災區。貝瑞特趕在了他們前面?!昂芨吲d我們能參與到災區重建中來,貢獻我們的微薄之力??吹叫∨笥褌兊膭撘?,有些真的很令人興奮,在網絡教室里我想我們又做了一件正確的事。”貝瑞特對《商務周刊》說。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2)
“做正確的事”,是貝瑞特此次訪華行程中,記者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汶川大地震是2008發生于中國的最大事件,英特爾力求像它過去15年一樣,“做正確的事”。這15年來,幾乎每一個對中國來說重要的關頭,英特爾從未缺席。
貝瑞特訪華的前兩天,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剛剛在美國華盛頓發表演講,他以歷史為鑒,向臺下的美國聽眾講述了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發展的種種艱難歷程。他說到:“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階段,這是因為中國人反思了自己的封閉?!痹u論認為,王這次訪美旨在呼吁美國對外更加開放,而不是奉行日漸抬頭的保守主義。英特爾公司以及貝瑞特本人在近10年來,也曾多次向美國議員們上下游說,試圖推動美國放寬對華在高科技領域的技術進出口限制。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沒有幾家跨國公司能比成立40年的英特爾更深刻地理解王岐山話語中的意義。改革開放推動了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持續30年的騰飛,英特爾則在同一時段成為全球高科技的領導者。這兩個巨人的成功故事不僅在時間段上如此重合,事實上,兩位巨人也勢所必然地走到了一起,相互成就,互為支點。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英特爾除美國本土外功能配備最全的一個市場,在美國有的功能部門在中國都有。我們在印度主要是研發,日本主要是銷售,馬來西亞、菲律賓主要是生產,唯獨中國是從基礎研發到應用研發,到生產晶圓廠、封裝測試,到市場、售后服務、采購、教育、風險投資等等,‘光譜’上有的都齊了?!庇⑻貭栔袊鴪绦卸赂昃Α渡虅罩芸氛f。
而僅僅在20年前,就要開始成就一番霸業的英特爾還遑論了解中國—一這個西方人眼中的神秘、落后而封閉的國度。
1979,潛龍在淵
年輕的芯片巨人對東方的興趣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英特爾前高級副總裁、微處理器產品部總經理虞有澄在中國剛剛打開國門時就只身來到中國。那個時候的英特爾剛成立11年,現任董事長貝瑞特和CEO保羅·歐德寧剛加盟5年,英特爾還是一家存儲器芯片商,以至于1972年便加入英特爾,歷任半導體工藝、晶體管等產品策劃的上海籍華人虞有澄一度離開英特爾,嘗試自己創業。
1979年的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落幕。這年7月,中國頒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后,外企進入中國才有了法律依據。”學商法出身的戈峻說。
“1979年,中國大陸剛開始實行開放政策,我認為機不可失,于是只身前往北京與廣州一探究竟。這正是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后,也是大陸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首度解開她的神秘面紗,寄望借由與外界接觸以展開經濟改革的步伐。”虞有澄在其1995年出版的《我看英特爾》一書中回憶道,“我踏進大陸的第一眼,所見之處都是灰黑的色調,真是令我大吃一驚??赡苡捎诙焯炖?,每個人都穿的肥胖臃腫,行動遲緩,讓我覺得時間的步調好像變慢許多。大陸人倒是對采用微電腦顯得興致高昂,由于大陸過去很少使用主機或小型機,和歐美相比,沒有大型系統資料轉換的負擔,因此我認為這是微電腦的大好市場,而且是個還未開發的全新市場?!?/P>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3)
讓虞有澄感到興奮的是,當時大陸的官方人員很能接受微電腦,很快就體會其功用?!暗麄冋J識到軟件的重要,并說服他們軟件有價,就需大費唇舌。知識產權的觀念在大陸仍是天方夜譚,他們認為軟件既然是無形的,怎么還要花許多錢去購買?”他同時也說服英特爾公司讓他做大陸的代理商,將英特爾的產品賣到中國大陸。
因為厭倦了美國到中國的漫長飛行,1981年3月,虞有澄受安迪·格魯夫之邀重回英特爾公司工作,隨后為英特爾成為微處理器之王立下了汗馬功勞。
虞有澄把中國大陸是一個“微電腦的大好市場”的信息帶回了英特爾。但英特爾當時剛在其1978年的年度報告中第一次提到“家庭電子計算機”,微軟也還只是一家僅有28名員工的合股企業,世界上第一臺PC在兩年后才由IBM造出,沒有人意識到PC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
而此前的11年中,英特爾已經歷經坎坷。
1968年7月18日,英特爾公司創立。1968年是世界歷史空前動蕩的一年:法國爆發六月革命,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布拉格之春”,陷入越戰泥潭的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總統羅伯特·肯尼迪先后被暗殺——但25年后《福布斯》雜志一位專欄作家寫到,這一年只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英特爾創立,二是夭折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起義。
成立之初的英特爾只有30名員工,原始投資250萬美元。次年9月,它推出了第一款金屬氧化半導體芯片1101,結果在與主流產品的競爭中敗下陣來。1970年10月,英特爾推出第三個產品,1103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兩年之后,1103成了當時世界上銷量最大的半導體存儲器,英特爾提出著名的“英特爾公司說到做到”(Intel delivers)口號。1971年,英特爾完成IPO,這也是公司第一年贏利——105萬美元。
1982年,英特爾經歷過一次大規模人才流失事件。在深入了解后,英特爾高層發現,離職的工程師中,中國人占很大比例。格魯夫找來虞有澄,“你們是同文同種,也許你可以幫忙解決這個問題。”虞有澄與一些華裔經理人探討此事,最后舉辦了一個內部研討會,討論英特爾企業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并給出克服差異的建議。1983年,英特爾內部成立了“多重文化整合委員會”,并開始舉辦中國新年晚會。
創業初期的英特爾就決定要發展為跨國企業,因此1973年時就在馬來西亞檳城設廠,后來又在以色列設立研發中心,并赴愛爾蘭設廠。1972年加入英特爾任工程部經理的賴炳榮當時在馬來西亞檳城管理英特爾的工廠。1980年代中期,升任英特爾副總裁的賴炳榮與格魯夫曾有一次關于中國的對話。他向《商務周刊》回憶: “格魯夫當時對(投資)社會主義國家有一種恐懼感,我說‘安迪,假如中國崛起,1億中國人用蘋果電腦(非英特爾芯片),那這塊大市場不是拱手讓人了嗎?所以你現在必須進入中國去抓住機會?!嶙谀抢?,問,‘中國人有錢嗎?’我說,‘我不知道中國人有沒有錢,但聽我在摩托羅拉的太太說,大哥大那么貴,中國人很多都是提著錢箱來買。假如我們不進中國,我們就失去機會了’?!?/P>
1985,龍戰于野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4)
在觀望中國長達6年之后,英特爾決定試水中國。
1985年的中國剛剛決定開始啟動城市改革,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馬上就將“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一年,英特爾在北京民族飯店設立代表處,與一家知名的國有企業合作進行大型機銷售業務。這個代表處,只有一名總經理、一名秘書和一名司機。
“那時候英特爾還沒有做PC芯片,PC在世界范圍內才剛起步,中國人還不知道什么叫PC?!备昃嬖V《商務周刊》,這一合作由于雙方在經營方向上的分歧沒有獲得成功。今天的英特爾人不愿提及進入中國的前8年。
事后來看,與中國由陌生到結緣的1985年,在英特爾公司發展史是最關鍵的年頭之一。這一年英特爾做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決定——轉向針對個人電腦的微處理器業務。
1985年7月4日美國國慶假期之后,英特爾的386芯片提前兩個月設計成功。但英特爾內部卻一點高興不起來,因為在賴以起家的DRAM存儲器業務上,此時的英特爾被NEC、東芝、日立、富士通等日本企業發動的價格戰打壓得抬不起頭。1985年,DRAM業務占英特爾收入的比重下滑到不及5%,但英特爾仍將研發費用的2/3花在它上面。由于DRAM的拖累,1985年的英特爾巨虧6000萬美元。
經過反復權衡,1985年10月,在386計劃順利推進的同時,時任CEO安迪·格魯夫和董事長戈登·摩爾正式宣布退出存儲器市場?!拔覀兘K于能克服心中的不甘,承認失敗,放棄一個我們曾經風光過的領域,以求未來的發展。這是一個艱難而充滿痛苦的決定?!庇萦谐位貞浀?。
轉型后的一兩年對英特爾來說是艱苦的歲月。它的年營業額由1984年的16億美元降到1986年的12億美元,并在這一年虧損了2.5億美元。但386拯救了英特爾。386是個人電腦的CPU歷史上第一次達到32位處理性能,這意味著PC擁有傳統大型機的計算能力。此前大型機制造商如IBM一直把16位的PC定位為小型的個人應用領域。
由一家存儲器公司到一家微處理器公司的轉型,痛苦而短暫,卻使英特爾完成了涅。藍色巨人IBM不肯接受386,行業新兵康柏、戴爾和中國臺灣的宏(Acer)則抓住了歷史機遇,率先推出基于386芯片的個人電腦——它的微處理器來自英特爾,操作系統來自微軟,鍵盤、監視器、驅動器等來自多個依循開放標準的專業供應商。來自五湖四海的起義者們很快形成“螞蟻雄兵”之勢,“彼此兼容、自由競爭”的新的產業標準建立起來。
雖然后來IBM也重拾386,但PC行業的格局已被386戲劇性的成功所顛覆:兼容機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部件來自英特爾和微軟,格魯夫強硬的決定獨家生產386而不是按照IBM的指示授權給AMD等“第二供貨商”,電腦行業不再隨著IBM的脈搏而動。
1988年4月,《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令人敬畏的英特爾壟斷了屬于自己的市場,整個PC行業和華爾街都意識到,英特爾控制的是美國利潤最豐厚的壟斷行業之一。”這一年英特爾20歲,它創下了28.75億美元的營收和4.529億美元利潤,在全球《財富》500強榜單上攀升了50位,來到第150名。1990年,英特爾首度以“新電腦產業”來稱呼PC工業,相對于大型機組成的“舊電腦產業”,電腦產業步入新紀元。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5)
1979年的英特爾為其Microma數字手表制造子公司做電視廣告花費了60萬美元,格魯夫不禁驚嘆:“就一個廣告啊,一下子,沒了?!敝钡?990年,英特爾仍沒有營銷體系和廣告代理商,消費者不知道微處理器電腦機箱中的具體位置,大多數PC用戶并不清楚微處理器與電腦之間的關系。英特爾決定發起針對終端用戶的電視廣告運動。對此英特爾內部爭議很大,反對者認為計算機制造商不會歡迎英特爾越過他們直接與消費者溝通。但格魯夫力排眾議,支持這家由工程師管理的B2B公司直面消費者。從1990年至1994年,英特爾耗資5億美元,在民眾心目中樹立起一個享譽全球的品牌。而OEM廠商也對“Intel Inside”非常歡迎,到1991年底,342家OEM加入了該計劃。
1992年,格魯夫回顧英特爾的歷史,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8年到1980年代中期,英特爾是一家大規模集成電路公司,一次挫敗將英特爾逐出存儲器市場;第二階段,英特爾變成一家微處理器公司;到1990年代,英特爾成為了一家“名牌產品公司”,而不是微處理器公司。
同時期的競爭對手們卻境況不妙。當時的信息技術統治者IBM股價暴跌43%,日本半導體公司陷入低谷,摩托羅拉88000生產衰退,很多芯片公司危在旦夕,RISC陣營式微?!爱a業血洗?!备耵敺蛟u價當時的PC產業。
Dataquest公司的數據記錄了英特爾的這段歷程:1982年英特爾在全球半導體廠商中排名第8,1987年滑至第10,到1992年則超過NEC躍升為第一名。
對英特爾來說,這是意氣風發、高歌猛進的一段歲月。但這樣的軌跡不屬于中國。羅大佑同期推出的《未來的主人翁》中借孩子之口唱到:“我們不要一個被科學游戲污染的天空,我們不要被你們發明變成電腦兒童,我們不要一個被現實生活超越的時空,我們不要一個越來越遠模糊的水平線?!蹦莻€時候,已經完成經濟騰飛的臺灣島正在從華勒斯坦眼中的世界體系的邊緣向現代社會的核心融入,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分工的重要區域,著名的任天堂剛剛推出它的街機游戲,而北京的景山學校才開始購置大陸學校中的第一批電腦,并吸引了鄧小平前往參觀。
但從封閉中醒來的中國有太多事情要面對。經歷了短暫的上下一心的改革熱忱之后,這個國家在1980年代末陷入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沖突之中,改革開放的車輪出現了停滯乃至倒退的可能。山坳上的中國面臨往何處去的天問。
英特爾與中國的故事同樣很不順利。大型機業務失利之后,英特爾的中國辦事處主要是推銷其在全球的非核心產品:工控機與單片機?,F任英特爾中國大區總經理楊敘在面對《商務周刊》追問時,只想到1988年他們做成的一單生意:與當時的中國航空航天部合作,引進了英特爾的一種工控技術。
1994,密云不雨
1993年5月,英特爾推出內涵300萬顆晶體管的經典之作——奔騰Pentium微處理器,奔騰芯片與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像風暴一樣席卷了整個市場。成立僅僅25年的英特爾成功度過了全行業最動蕩不安的時期。這一年它的銷售額達到87.8億美元,利潤近23億美元,市值達到259.3億美元,升居《財富》500強的第56位。它是“新型計算機產業”的中心,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6)
早在1960年代任職于仙童公司時,格魯夫便深知“互補者”(complementor)的重要性,他用這個詞來描述一個公司不可缺少的伙伴,而相互并不從對方那里購買或銷售產品。從1990年開始,英特爾和微軟發展成雙邊合作關系,主宰了整個世界PC市場,“Wintel聯盟”構成了高科技產業史上一個重要的利潤引擎。
奔騰的成功徹底宣告了英特爾在RISC(精簡指令集計算)與CISC(復雜指令集計算)之戰中獲得完勝,這場戰役耗時5年。在英特爾內部,一度有人認為CISC已經過氣,RISC將成為主流。英特爾決定雙線作戰,1989年4月,英特爾發布CISC的486微處理器,此時英特爾還擁有高速的RISC處理器860芯片。RISC無法突破缺乏軟件資源的挑戰,隨著486的產量和速度提升越來越快,RISC終于敗北。
“大多數戰略轉折點并非轟然而至,而是像小貓咪一樣毫無聲息的悄然逼近,通常只有當你回首往事的時候,才能豁然開朗?!痹凇吨挥衅珗炭衲苌妗芬粫校耵敺虬延洈ISC和CISC之爭的章節命名為“信號還是噪音”。
在接下來的1994年,英特爾在“信號還是噪音”的問題上差點鑄成大錯。這一年的10月30日,美國弗吉尼亞林奇堡學院的數學家托馬斯·奈斯利對多家機構和媒體發出一封電子郵件,指稱英特爾的奔騰浮點運算單元存在“程序缺陷(bug)”。英特爾堅稱對于普通用戶來說,風險可以忽略不計:每過2.7萬年,才有0.5%的幾率可能產生錯誤。這激怒了消費者,當時的《財富》雜志報道稱,英特爾“被普遍仇恨與畏懼”。12月12日,IBM在互聯網上宣布,“公司決定,IBM將停止把配置奔騰產品的個人電腦投放市場”。這給了英特爾當頭一棒,英特爾遭遇了公司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危機。12月20日,英特爾決定對有浮點缺陷的奔騰處理器采取無條件更換政策。這一事件讓英特爾付出了4.75億美元的賠償款,但是最終沒有倒下。貝瑞特挺身而出,在危機中保持了冷靜的頭腦,并掌控局勢,成為挽救英特爾的英雄。
這一年是英特爾自1980年代以來少有的挫折之年,盡管其銷售額和利潤還在增長,卻由《財富》500強第56位滑落至第90位。更關鍵的是,英特爾“科技前沿充滿活力的創新者”形象被扭曲為一家“典型的大公司”。好在良好的管理運作、宏大的生產規模和研發上的巨大投入,使得英特爾牢牢把持住了行業霸主地位。1995年,英特爾銷售收入增至162億美元,在《財富》500強上反彈至第60位。
奔騰程序缺陷風波還給整個產業帶來了兩大后果,一是“完美,否則就無條件全部更換”的游戲規則,這一規則將許多抗風險能力不足的中小公司淘汰出局;其次,互聯網的威力凸現出來,奈斯利教授的電子郵件引發了輿論風暴,互聯網初露鋒芒。
RISC與CISC之爭也讓英特爾認識到,“量”決定一切。到1990年代,英特爾實行“虛擬工廠”架構,立足于全球選址,批量生產能力成為其稱霸市場的另一項優勢。憑借充裕的產能,英特爾可以發動價格攻勢來贏得競爭。這種局面正如當時在英特爾專門負責產品生產的主管克雷格·貝瑞特所料,他發明了“石炭酸灌木”這個隱喻,石炭酸灌木是美國亞利桑那州沙漠里生長的一種植物,它之所以能在沙漠中稱雄,是因為它的根汲取草地的水資源,并且釋放毒氣,抑制周邊植被的生長。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7)
貝瑞特將英特爾的微處理器比作石炭酸灌木,他的座右銘之一是,工藝的復雜絕不能成為拖延生產的借口。貝瑞特提出了“精確復制”概念,即每套生產設備完全一模一樣,任何員工都無權按照自己的時間停止生產線的運行。“我是技工大師,我的工作就是把指甲蓋兒弄臟,確保產品源源不斷地從工廠里運出?!必惾鹛卣f。
也在這一年,中國從北到南入秋的時節,英特爾CEO格魯夫和COO貝瑞特一起來華,訪問了北京和上海,并意氣風發地登上長城。那是一個國家和一家公司成為朋友的開端。
這一年的貝瑞特55歲,因管理英特爾制造業務有方剛升任COO一年,已經是格魯夫公開的繼任者。他對《商務周刊》回憶到:“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前,我預想中的中國是一位‘覺醒的巨人’,然而當我第一次來到北京,從窗口向外望去,見到的是滿眼的自行車,沒有什么商業活動。我想北京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政治意義上的首都。上海則是不同的景象,馬路上是擁擠的車輛,商業繁華。這真是個巨大的對比。”
但無論如何,剛剛在微處理器領域打贏了RISC與CISC之仗的英特爾決定再為自己找一個放“雞蛋”的“籃子”。它把眼光投向了中國。
“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顯然我們所在產業的增長機會來自于新興市場,中國是新興市場和經濟體中最大的一個。就在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中國開始開放國內市場,接受外來投資和自由貿易。我想這正是我們看到在中國有很大的投資和業務增長機會的重要原因之一?!必惾鹛貙Α渡虅罩芸氛f,“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在參與國際商業投資與合作的準備工作方面做的更到位,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在深入地影響著內地。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認同經濟發展是其通向未來的鑰匙的國家。一旦開始走這條經濟發展的道路,你就和世界其他地區有了不可分割的聯系,很難再走回頭路?!?/P>
這一年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鄧小平“膽子要大一些”的“南巡講話”發表兩周年;中國決定開發浦東,以向世界表明中國開放的決心不變;“復關”提上中國的議事日程;中國人剛剛經歷了申奧失敗,卻接入了全球互聯網Internet;未來的PC老大聯想集團在香港成功上市。
“英特爾剛進中國時,是磕磕絆絆、一波三折過來的。”1994年的戈峻還是英特爾總部的一名“全職實習生”,白天在英特爾上班,晚上在美國路易斯克拉克大學西北法學院讀商法博士?!翱赡苁怯⑻貭栂脒M入中國了,才把我這樣的華人招進去?!彼腴_玩笑地說。從一開始,學商法的戈峻便參與了英特爾同上海市政府的談判。
1994年,英特爾先是在上海的漕河涇設立了一家100人左右規模的軟件研發中心——英特爾技術發展上海有限公司。以此為依托,總部派出團隊來上海為其封裝廠考察選址,戈峻是成員之一。上海市政府對英特爾落滬志在必得,英特爾也決定選址閔行區的一塊地建封裝廠。等到拆遷和平地等工作都完成了,卻風云突變,國家決定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設備進口征稅。設備進口對英特爾芯片封裝廠來說至為緊要,內部評估的結論是,即使放棄那塊土地的損失也比需要交的稅少。此時唯一可以繼續免稅的地方在浦東保稅區,但根據當時的規定,英特爾不能轉讓閔行的這塊未開發土地。于是英特爾應上海市政府所邀,先擱置閔行,到浦東外高橋(10.91,0.36,3.41%,吧)再選了一塊地。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8)
盡管隨后中央政府又恢復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設備進口免稅政策,英特爾也無法再舍浦東而回閔行。3年之后的1998年,英特爾才以低價賣掉閔行的地皮?!暗扔谟⑻貭栠€沒在中國賺錢,就虧了幾百萬美元。”戈峻說。此次“慘痛的經歷”讓英特爾總部擔心中國的政策變數太大,會不會波及保稅區?
“所有的東西都是全新的,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备昃f。英特爾碰到的另一個難題是環境評估。看到英特爾對土壤和地上水進行嚴格檢測,上海當地政府甚至覺得很新奇,“這家公司為什么還檢測這些東西?”不幸英特爾的檢測結果是土壤沒有達到低污染指標。按照美國的法律,環境污染是“誰擁有(產權)誰治理”。由于擔心將來對環境污染負責,英特爾內部反對來滬的聲音很大,此前英特爾在美國遇到過同樣的故事,賠了大筆錢。
“當時中國的PC市場也不大,大概三四千萬臺。市場不大責任太大,總部的爭議很激烈。一些有遠見的人覺得應該進來,另一些人覺得我們對中國太不了解?!备昃貞浾f。
最后,國家環保部門出面做了特殊安排:把現有土地污染狀況封存,如果將來在現有的環境基礎上惡化,由英特爾負責,反之英特爾無責。戈峻說:“幸虧中國實行‘誰污染誰負責’。”
這之后,英特爾一期投資浦東1.98億美元,建成閃存封裝測試廠。英特爾技術發展上海有限公司更名為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浦東工廠改為英特爾產品(上海)有限公司,北京通恒大廈的代表處則升級為分公司。
英特爾在中國開始正式“起航”。中國也在英特爾全球版圖中正式升級為“戰略市場”。
1996,雙龍取水
英特爾用了兩年時間鋪就了在中國的銷售網絡,北到哈爾濱,南到昆明?!斑M入中國之初,我們內部都知道中國市場的潛力無限,但也認為市場不會立即起來。何時起來,不知道。”戈峻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市場真正令英特爾刮目相看,是在1996年——信息產業在中國開始起步的一年。
1994年6月,格魯夫在一次博覽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無所不在的PC:未來信息高速公路的主角”,他明確指出,隨著PC快速進入家庭和通信網絡的完善,PC將成為家庭信息的中樞。兩年不到,胡泳等一批互聯網狂熱分子將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一書引入中國,瀛海威信息通訊公司創始人張樹新在北京白石橋十字路口豎起一塊碩大的廣告牌: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
在這一年,緊鄰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中關村(7.90,0.56,7.63%,吧)地區,形成了繁華而嘈雜的DIY市場—“電子一條街”。英特爾的銷售團隊到中關村“掃街”,與面向攢機消費者的代理商們打成一片,還開創性地推出“Intel Inside祝你一路平安”的自行車牌廣告。
當然,這次發力是在頭一年就開始蓄勢的。1995年,英特爾的研發人員已經投身奔騰2,中國市場卻還停留在386、486,剛剛從總部被派回國擔任OEM銷售經理的重慶人楊敘決定在中國找一家大廠商合作。雖然當時中國PC市場,國內品牌市場份額不足10%,但他還是決心利用這個機會扶持國內廠商?!霸谙群笳伊藥准冶就翉S商后,只有剛成立個人電腦部的聯想與我達成了一致?!睏顢Α渡虅罩芸坊貞浾f,“實際楊元慶也有些猶豫,只答應清空庫存的486機后再與我們聯手?!?/P>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9)
1995年底,楊元慶終于基本賣完了庫存的486。1996年4月,“萬元奔騰”計劃啟動,英特爾與聯想聯手推出的“萬元奔騰”電腦徹底改變了中國PC產業的格局,當年第二季度聯想電腦的市場份額就猛增到70%,年銷量翻番達到22.8萬臺。到1997年,聯想的銷售量達到45萬臺,全中國PC銷量為180萬臺,其中95%的電腦中裝著一顆英特爾芯片。而在一年多前,整個中國PC市場的容量也就50萬臺左右。
1996年,英特爾的銷售收入因為在中國的大獲成功而增長了29%,達到208億美元,凈收益更高達52億美元。但同一年,世界上大多數半導體制造商包括AMD、Cyrix都損失慘重,行業平均年收益從1986年以后的21%左右首次降至9%。
1996年1月,戈峻結束了兩年的實習生涯,在美國總部鍛煉一段后,正式加盟香港的英特爾亞太區法務部。當時法務部一共只有兩個人,如今已有40多人?!澳莻€時候亞太區總部還主要以銷售為主,對中國的了解也不多?!睍r隔12年之后,戈峻向記者回憶說,1994—1995年間,中國市場是英特爾庫存的386和486的銷售地,奔騰只在歐美市場出售。中國區向總部提出把奔騰引入中國時,總部一度覺得不可思議,“覺得中國還不需要最新的技術,這么貴的東西,中國人能否消費的起嗎?”他介紹說,當時的奔騰芯片價格約為486的兩倍。
讓人震驚的是,后來最新的奔騰3和奔騰4芯片在中國的銷量居然甲冠全球。一向重視數字分析的英特爾徹底認識到后發的中國市場是一個跳躍式市場,反而不存在歐美市場上的路徑依賴?!翱偛恳惨庾R到在中國做事情,確實要聽取本地管理人員的意見。”戈峻說,“奔4給了英特爾信心,使得英特爾做了一個重大決定,中國要在第一時間擁有英特爾最新的產品。”
讓楊敘驕傲的是,自1986年加入英特爾以來,他為自己唯一效力過的公司所做的工作,同時也讓自己的祖國受益無窮。他清楚地記得格魯夫在聯想電腦百萬臺下線時的承諾:只要美國休斯敦有的東西,中國也要第一時間有——當時英特爾的主要商業伙伴康柏電腦的總部在休斯敦。在那個下線儀式上,聯想老帥柳傳志將聯想的第100萬臺電腦贈送給安迪·格魯夫,然后被送進了英特爾博物館。
格魯夫另一個讓楊敘等人敬佩的遠見是,聯想“萬元奔騰”推向市場后,他敏銳地認識到,中國要成為一個PC產業真正的大市場了,英特爾在中國的市場一下子打開了,而且必須要借助本地OEM廠商的力量才能成功。格魯夫在公司內部會議上畫了一個倒三角,最上面是中國整體經濟,中間是中國IT產業,最下面的一點,才是英特爾。
只有清楚了自己的“支點”作用,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從1996年,英特爾就把中國看作是戰略重心,而不是產品傾銷地。與其他想著在中國做買賣的跨國公司不同,英特爾在中國IT產業起步之初就認識到中國對于公司全球戰略的意義,并調整其中國戰略以推動自身的全球戰略。
“這些年,英特爾一直履行著自己的承諾,幫助中國產業進步,而且英特爾在中國所做的工作已經遠遠超過了這些。”楊敘指出,因為本土廠商起步低,英特爾對他們的引導幾乎是全方位的,“我們第一時間會告訴他們組織架構怎么建,質量管理如何優化,如何提高開會的效率,甚至具體到胸前需要佩帶標牌,工廠里如何防靜電”。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10)
“我們老板指示我們把很多先進的經驗帶到中國,當時我們成立了一個項目叫MMS(生產贊助項目),實際上就是經驗分享,如何控制生產線的質量,我們把這些叫做軟性投資?!贝撕?,英特爾與中國IT廠商的合作越來越深入,現在已經開始共同研發,進行更深層的技術合作,以提升中國本土企業的專業水平,實現產業的良性循環。
楊敘說:“英特爾把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大、更完善的IT產業鏈和生態圈,看作自己的成功基礎。同時,這種合作也使中國用戶、中國IT產業與英特爾三方取得了共贏的效果?!?/P>
2000,亢龍有悔
要塑造中國的IT產業生態圈,當然離不開研發投資。英特爾的策略是將新技術帶到中國,并真正把中國當作創新的市場,而非僅僅收割短期利潤。
1998年11月,格魯夫離任前最后一次訪華,宣布投資5000萬美元在北京成立英特爾中國研究中心(ICRC),這是英特爾在亞太地區的第一個研究實驗室,主要致力長期的基礎性研究和對核心應用的研究,這些研究會回過頭來決定芯片開發的方向。中國研究中心起步就進行人機界面的研究,如今更擴展到計算機架構、未來工作負載、以及編譯器與運行時等領域。
這一年,61歲的格魯夫退居董事長,貝瑞特接任英特爾CEO。此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偉人辭世的悲痛和香港回歸的振奮,并且成功幸免于亞洲金融風暴。兩年后,它將重返WTO的大舞臺。
以正式將英特爾每年最重要的全球IDF(英特爾信息技術峰會)擴展到中國為標志,英特爾與中國的關系持續深入,在中國IT業確立了霸主地位。但國內的反壟斷之聲隨之響起,英特爾與微軟成為當然目標。中國政府也決心扶持本土芯片產業,并于2000年出臺了影響深遠的《關于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18號文件),中芯國際、和艦科技,以及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廠商臺積電紛紛落戶上海和蘇州。
在1999年給股東的信中,貝瑞特躊躇滿志地寫到:“我們正改變著英特爾,力圖把它從PC行業的中心打造成未來互聯網經濟的中心?!钡谌?,AMD憑借Athlon處理器的成功,一掃連續6年的虧損,市場份額也一度增長到21%。臺積電等大型芯片代工廠向上游的芯片組發起沖擊,圖形芯片Nvidia崛起,聯想、IBM、蘋果等電腦廠商與英特爾之間的“蜜度”在降低。2001年,英特爾遭遇了15年來第一次銷售額下降,利潤僅為13億美元,比2000年下降88%。貝瑞特掌舵下的英特爾面臨市場份額與營業額雙雙下滑的窘境。
壞消息接踵而至。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1年,“9·11”事件使美國陷入恐慌;惠普與康柏在寒冬相擁;安然事件、安達信丑聞、世界通信公司破產則在不斷刷新美國最大破產案的同時,對美國經濟釜底抽薪。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由2000年3月的超過5000點,慘跌至2002年底的不到2000點。
沒有人懷疑,經濟蕭條來了,英特爾面臨著又一次大考。
然而英特爾再次展現了雄厚的技術實力,貝瑞特也再次顯示出他面臨危機時的沉穩和老到。他一方面大膽出擊,接連推出15款針對不同領域的奔3微處理器,啟動“賽揚”戰略,將AMD的上升勢頭遏抑;以60億美元的代價收購了12個公司,大部分是互聯網和通訊公司;風險投資部向350家公司投資近80億美元;另一方面他又穩步防守,取消了英特爾家用電器部門、流媒體部門和電子商務部門。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11)
一直以來,英特爾堅持對所有芯片廠自建、自造、自管,以實現對生產的絕對把控。在產業低潮中,英特爾投資280億美元興建尖端工廠和開發新技術,加強生產與成本管理,在愛爾蘭和以色列擴建工廠,將馬來西亞封裝廠升級。在中國,貝瑞特除了增資上海封裝測試廠1.98億美元,還在成都再布一子。中國,第一次成為英特爾在嚴冬中獲得生長力量的源泉。
1999年3月,中國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6月,江澤民發表《不失時機地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講話。2000年底,英特爾也不失時機地到中國中西部為其封裝廠考察選址。戈峻回憶說,當時浦東為英特爾預留了一塊地,但考慮到上海的成本開始提高,和“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風險分析等因素,英特爾決定在上海、蘇州、成都、西安4個候選城市中重點考慮后兩個。
英特爾中國策略合作總經理王黎是1999年11月從世界電力能源巨頭美國賽德控股加入英特爾的,3個月后她就第一次來到成都。她受命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做出具體的商業分析,“一個政治上的發展戰略出臺,我們要分析這個戰略符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又會如何反映在市場上”。
當時王黎所看到的成都,離英特爾所要求的國際化生產基地還差距很遠?!斑@時要在成都建廠,有很多辦得到的東西,也有很多辦不到的東西?!蓖趵璧墓ぷ骶褪且崆耙徊饺ヅc政府溝通,“讓當地政府知道你有這樣的需求,這樣政府的改進工作會馬上開始啟動”。
2002年,四川省把電子信息產業列為“一號工程”。英特爾的到來確實稱得上是“雪中送炭”。這一年,時任成都市市長李春城率特使團出訪英特爾總部,邀請貝瑞特在2002年10月出席“數字化西部·成都2002”活動。他還多次強調:“要把英特爾成都項目建設成為合資合作樣板。”成都市盡最大努力為英特爾爭取來各種政策優惠。成都市國稅局歷時達兩年,為英特爾成都項目爭取到了國家稅務總局的特批稅收優惠政策。成都市甚至斥資1500萬元,將全長近10公里的高新區圍城路整治、美化一新,“專門為英特爾等高科技公司打開了服務的快速通道”。
最終英特爾選擇了交通運輸成本稍高、但政府支持力度較大的成都?!俺啥际姓畬τ⑻貭柕男枨蟊容^了解,也非常有誠意?!备昃f,“談判的兩年中,還遇到SARS爆發,我從香港飛過來一架飛機上就3個人,戴著3個口罩。我們總部的一名談判人員生病了,癥狀和SARS很像,但成都市一位市領導和信息產業局長還去醫院看望他。成都的談判結束,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淚。”
2003年8月,英特爾宣布投資3.75億美元在成都建芯片封裝測試廠,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落戶成都的單筆最大外資?,F在英特爾最高端的芯片組和CPU產品都在成都和上海進行封裝測試,中國貢獻了英特爾全部產能的約1/4。而分布于上海、北京、深圳的4大研發中心,也已經涵蓋了英特爾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技術的所有研發領域。
作為全球業界老大,英特爾每到一處,帶來的不僅是項目本身,還有整個上下游生產鏈,這對于當地的管理理念、人才培養以及原有企業都會產生巨大影響?!霸谶@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找到雙方戰略的共同點,或者說將企業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發展戰略協調一致,就會產生倍數效應?!蓖趵枵f,“在中國,一個好的跨國公司就應該能夠產生這種效應??梢哉f,英特爾在中國幾次大的戰略布局無不遵循這一思路。”她介紹說,英特爾入駐短短兩年時間內,成都迅速積聚了大批芯片上下游企業。2004年7月15日,中芯國際(上海)有限公司在成都建設集成電路測試封裝廠項目,項目投資1.75億美元;當年8月12日,馬來西亞友尼森公司與成都簽署半導體測試封裝工廠投資協議,投資2.1億美元;8月19日,美國芯源系統公司(MPS)決定投資1200萬美元在成都設立芯片基地;2005年1月,全球第二大電子連接器制造商莫仕連接器公司確定在成都建廠,總投資不低于7000萬美元。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12)
“不管是開發浦東、西部大開發還是振興東北,可以說,我們的每筆相應投資都希望給中國的國家戰略提供一個動力源(7.04,0.55,8.47%,吧)。”王黎說,這對于中國來說是雪中送炭,對于英特爾來說能從中獲得投資收益的倍增。
2007,飛龍在天
像貝瑞特從格魯夫手中接過權杖一樣,2005年,比貝瑞特年輕11歲的保羅·歐德寧接任英特爾CEO,退居董事長的貝瑞特把一個大好局面留給了歐德寧。這一年,英特爾的銷售收入創紀錄的達到388.26億美元。但歐德寧面臨的未來更不確定。英特爾曾經寄望于數字家庭戰略,但這個市場遲遲未見起動;它所覬覦的通信行業以一輪輪并購潮而陷入低谷;聯想“蛇吞象”似的收購IBM PC業務,表明PC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比爾·蓋茨退出微軟日常管理,專事慈善活動。同微軟一樣,開始與蘋果攜手的英特爾需要找到新的屬于未來的奶酪。
2006年初,歐德寧以一個“Intel. Leap ahead”(超越未來)的標識,啟動了英特爾“2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變革”。迅馳(Centrino)平臺戰略的成功,使英特爾陸續打造出Viiv(歡躍家庭娛樂平臺)和vPro(博銳商用平臺)等解決方案。在AMD的挑戰壓力下,2006年5月,英特爾隆重推出革命性的酷睿2雙核處理器,之后又連續推出基于酷睿架構的單核、雙核甚至四核芯片產品,強調了它在芯片行業的統治力。
彼時的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以巨人的姿態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資源、熱錢和CEO們,同時,“中國威脅論”被老調重彈,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
2003年9月,國務院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15年來沒有在本土之外建立晶圓廠的英特爾隨后來到中國的大連,并于2007年3月宣布,在大連投資25億美元興建新的晶圓廠(參見本刊2007年4月20日封面故事《給英特爾一個支點》)。
為什么又一次選擇中國?“在中國做了這么多年,我們要回報中國,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第二,英特爾的海外業務占它收入的80%,亞洲包括日本,又占了60%左右。當英特爾高層看將來在全球哪些地方布局的時候,亞洲肯定是在議事日程上。再zoom in(聚焦),毫無疑問,肯定是中國?!备昃f,“英特爾全球8萬多人,我們在中國的雇員占了近1/10,產能占了1/4。從人才的角度看,中國的理工科人才占總畢業生的40%以上,美國學生希望學理工的只有10%以下。只有中國有這么大一個人才庫;從市場來看,中國的移動電話是第一,電腦馬上也會是最大的消費市場。”
由于涉及納米和制程方面高端技術的轉移,為了投資大連晶圓廠,貝瑞特多次前往美國國會山呼吁技術要在全球無國界的發展,前后溝通長達1年多。他堅稱英特爾到中國投資“不是我們在短期內取悅誰的機遇性事件”,而是基于“長期性的關系”。
“我們始終持有的態度是,我們并不是在尋求一種與中國1年、5年或是10年的關系,而是數十年的時間。”他對《商務周刊》說,“因此我們經常思考我們在中國需要做什么,而不僅僅是對銷售人員說這是你的處理器的月銷售量任務?!?/P>
作為這種長期關系的體現,十多年來,英特爾一直是最注重“企業公民責任”(CSR)的在華外企之一。早在2004年貝瑞特訪華期間,他便做客中央電視臺,向中國人推介CSR理念。
中國的30年與英特爾的40年(13)
2000年7月,英特爾首次在全球推廣“未來教育計劃”時便將它帶到中國,旨在培訓教師如何運用信息技術手段來改善課堂教學的效果。過去的8年中,該計劃已經培訓了107萬名中國中小學校教師?!爸袊闹行W教師總數是1000萬人,也就是說我們培訓了其中的1/10。”1996年加入英特爾的中國大區教育事務部總監朱文利說。此外,2006年在中國啟動的英特爾求知計劃,則是為了培養學生面向21世紀的技能,包括數字媒體和技術、高級思維能力、解決問題、溝通和合作的能力。
2005年,中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英特爾隨后于2006年發起旨在消除數字鴻溝的“世界齊步走”(World Ahead)計劃,將在5年內全球投資超過10億美元,為全世界欠發達地區的人們提供有效的寬帶電腦技術及教育機會,并為全球新增的10億用戶提供寬帶接入。
王黎對《商務周刊》介紹,去年9月,英特爾和遼寧省政府簽署了一個合作備忘錄,目標是擴大合作范圍,包括把大連營造成尊重知識產權的示范城市?!斑@些事情和我們的主業沒有太大關系,但我們做得很認真很執著。”
英特爾的CPU為個人電腦和服務器提供動力,它也致力于成為科技產業的推動力量?!安呗孕浴憋L險投資是它有力的工具。1994年英特爾開始啟動戰略投資計劃,1998年該項計劃進入中國,10年來在華投資了超過70家公司,早期的UT斯達康、亞信等就是其風險投資部“孵出的金蛋”。今年4月,英特爾宣布其2005年面向中國成立的一支2億美元風險投資基金告罄,投資的28家企業中,有3家掛牌上市。英特爾已再拿出5億美元作為“中國技術基金Ⅱ期”,首筆已經投資了上廣電旗下的東方寬頻和新奧特、浩方在線等3家企業?!坝⑻貭柺巧贁祹准以诟旧细淖兞巳藗兊纳詈凸ぷ鞯墓荆袊腎T生態環境都與英特爾息息相關?!备昃樽约荷頌橛⑻貭柸硕院馈?/P>
2007年1月,英特爾宣布將中國大陸與香港獨立成區,與美洲區、亞太區一同直屬美國總部。對此,英特爾中國大區總經理楊敘總結說,英特爾在中國的第一個10年屬于“摸索適應”階段,第二個10年屬于“與產業一起高速增長”階段,并逐漸“摸到了門道”,而未來的10年,則是“扎根中國”的階段。
“最重要的是我們對中國的未來有信心?!备昃f,“成立大區和把晶圓廠放在大連,是英特爾對中國‘全信心’的一個明確信號和承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