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緣起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報告首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我們黨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國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的適合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基本國情的重要方針。用“經濟發展方式”代替過去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詞之變折射出經濟發展理念和內涵的重大變化，不僅重視經濟規模擴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強調經濟增長過程的協調性、可持續性和增長成果的共享性。

    我們特刊發專家學習十七大報告有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要論斷的體會文章，供讀者參考。

    “三個轉變”：邁向更高階段的階梯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關于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論述中，首次使用了“發展方式”這一概念，而不再用過往常用的“增長方式”一詞。這使我想起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圍繞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增長問題在國際經濟理論領域興起的一場大討論。
　　
    二戰后，許多獲得了主權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盡快取得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性，紛紛把經濟增長放在了首位。然而，經過了十幾年至20年的增長后，一些國家和地區的GNP總量增加了，按人頭平均的GNP也比以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一些國家的相當一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反而兩極分化變得更明顯了。同時，一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沒有形成可持續的發展能力，反而導致了自然與生態環境的惡化。于是，一些學者諸如美國經濟學者A?阿爾德曼和X?莫里斯等人提出了用發展替代增長概念，由于發展與增長概念的內涵與衡量指標體系都存在著差異，所以，自1970年代以后，一些國際機構諸如聯合國社會發展研究所開始尋找度量發展的指標。
　　
    對于我國來說，經過了改革開放近30年的高速增長，在我國國民財富獲得巨大增加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為追求增長所引發的環境污染、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產業結構過分偏重某一個方面等問題。雖然現有的資源結構已支撐了我國從人均300美元走向了2000美元，但是，日益枯竭的可動員資源已難以長期支持快速持續的增長，必須轉變增長方式，從主要依賴物質投入變為依靠高素質的人力資本與技術投入。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增長方式并沒有把收入分配、環境治理以及產業結構偏差等方面的問題包含在內，而這恰恰是發展方式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
　　
    “發展方式”一詞的使用表明，作為綱領性文獻的十七大報告，不僅吸收了經濟發展理論爭論中的許多科學思想與合理成分，而且，也結合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其賦予了新的內涵。比如，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發展方式轉變所包含的三個方面，即從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等。傳統的發展方式沒有融入這三個轉變的思想。這表明，“三個轉變”是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這個新階段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全球化；二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已從1980年代初期的300美元跨入到2000美元。國際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就成為現階段邁向更高發展階段的客觀需要。這就需要把“三個轉變”作為邁向更高階段的路徑與階梯。所以，這“三個轉變”可以統一到“發展方式”之中，但難以包含在“增長方式”里。所以，用“發展方式”取代“增長方式”絕不僅僅是一種概念上的變化，而是一種更準確、更適合可持續發展，更關注民生的戰略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