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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以2009年出臺的《關于實施金太陽示范工程的通知》為例。該通知提出：重點支持光伏發電關鍵技術產業化和相關基礎能力建設，并且根據技術先進程度，市場發展狀況等確定各類示范項目的單位投資補助上限，并對此類項目提供貼息支持。在這些政策里，我們只看到對供給方的激勵，對需求方基本無所提及，因而對市場就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這是中國產業政策中的一個痼疾。如我們所知，市場是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一套機制，需求是形成供給方之間競爭并且促使供給方優勝劣汰的關鍵因素。而在這個通知中，“市潮以及“需求”約束的闕如，使得發展光伏行業的優惠條件就成為了一個地方政府趨之若鶩的“公地”，并釀成了今日深受其痛的“公地悲劇”，即“有限的資源因自由進入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過度使用”。我們的光伏產業，正是因為對光伏企業本身衡量指標的隨意性，使得地方政府基于政績和GDP的考慮，不遺余力地介入到汲韌爭奪“公地”的前赴后繼中。這種“公地”的出現，恰恰是因為市場被有意無意地無視了。
一個企業或者行業的發展如何，并不取決于投資額。相反，它的績效來自于市場需求方對企業或者行業產品的貨幣選票：市場的智慧遠遠超過任何其他機制，也涵蓋任何個人或者局部團隊所知或者不知的知識和信息，作為總體的市場總是能探索出最有益于社會福利的結果。因此，只有需求方的“貨幣選票”才是貨真價實的遴選市場優勝方的標桿。產業政策制定者即使出于最美好的善意，使用最先進的技術，依靠他們的局部知識不可能預測市場，更不能因此取代市常更何況，現實來看，曾經有研究專門對我國產業政策制定部門對某些行業情況的預測和幾年后的實際數據進行詳細的比較。結果發現，有許多偏差大得令人瞠目結舌。而即使是不盡如人意的預測結果，在實際數據中也屈指可數。在這些殘缺或者錯誤預測信息基礎上所制定的政策，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因此，產業政策制定者一定要重視市場尤其是需求的作用，這在我國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根據一些國際上的成功范例，合適的做法是，與其將激勵集中于企業投資，不如同時對市場上的消費者進行補貼，抵補一部分購買價格，刺激消費者在市場中尋找最適合他們的供給者。一旦消費者有充足的自由裁量來選擇供給，將會極大促進供給者提高質量降低價格改善服務，鼓勵市場的優勝劣汰;若有利可圖，市場也足以產生自發的投資。值得稱道的是，我國2008年實施的“家電下鄉”就采此法。而同樣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于 2010年也采用此法大力推動節能設備的使用。
追根溯源，從光伏行業前些年在海外和國內資本市場的受追捧程度和融資額來看，市場完全可以提供相應投資。所以即使不說政府此舉是越廚代庖，至少也是多此一舉。光伏行業產業政策形成的“公地悲劇”，恰恰是因為忽略了市場而采用了扭曲的激勵機制，因此，供給過剩的現狀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光伏行業的困境給政策制定者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此后的產業政策應當也必須把消費環節涵蓋在內，將消費作為產業政策整體的舉足輕重的部分，逐漸摒棄在投資環節介入太多反而導致激勵扭曲的做法。政府不是也不應當是風險投資公司。
隨著世界整體越來越重視環保和居民環保意識的增強，筆者相信，光伏行業面臨的困難是暫時的。但是，我國目前光伏行業的令人唏噓的現狀，如果能夠讓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市場的力量，也算是亡羊補牢。相信市場的智慧，是上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重大發現。市懲需求會決定各個光伏企業的何去何從。抬升光伏行業內需，請政策制定者從支持需求始。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