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鋼鐵電子交易中心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國業務局局長 黃育川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對于那些實際結果經常不及市場預期的中國經濟指標，人們應作何理解?最新數據是8月份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9月3日，該指數進一步向下修正，顯示企業開展制造活動的意愿降至9個月低點。

    今年GDP增速可能低于中國政府制定的7.5%目標，這將是20年來最低水平。極端悲觀者預計中國經濟將經歷預期已久的崩潰，而其他人則認為，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更良性的著陸。一些人主張讓這個周期自行發展，不要再出臺一輪刺激舉措從而造成扭曲。還有一些人則關注長期存在的對經濟再平衡的擔憂。

    面對這種眾說紛紜的局面，人們要記得，中國經濟放緩是較長期結構轉型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節奏混亂的“擴張-緊縮-擴張”政策周期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切始于4年前的6000億美元刺激計劃，之后為了抑制經濟過熱中國收緊了政策，而在過去半年里，為應對歐元區危機和美國復蘇疲弱的影響，中國則實行了溫和擴張政策。

    但中國的較長期結構轉型是朝著一種更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轉變，這種模式要適合日益成熟的經濟體，也就是具有更強的創新能力和更低的資源密集程度的經濟體。結構轉型本來早該啟動，但2008年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讓經濟增長重回不可持續的兩位數水平，當時中國經濟增速本應逐漸下滑至8%左右的水平。

   這一轉型的特點是兩個相互聯系的再平衡過程。第一個是商業活動從沿海轉向內陸、從城市轉向農村的空間再平衡。第二個是從外需轉向內需的宏觀經濟再平衡，內需中從投資向消費的逐漸轉變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這種雙重再平衡不應被視作目標本身。通過經驗比較，我們會發現，失衡通常與成功的增長過程相關，其作用和持續時間各不相同。

    空間再平衡是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層對服務和商品的需求日益擴大以及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口老齡化的結果。這些趨勢拉高了內需與外需之比。交通便利性得到改善的中部省份將逐漸發揮更重要作用，成為連接貿易驅動的沿海地區和消費驅動的內陸地區的橋梁。由于薪資和房地產成本低于沿海地區，在中部地區為國內經濟甚至一些出口行業服務正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

    空間再平衡的各個方面都進展良好。中國內陸地區的經濟增速現在快于沿海地區，逆轉了30年來的趨勢。內蒙古、湖南、四川和貴州等不那么知名的省份去年經濟增速都達到14%或更高，而沿海制造業中心則傳出訂單不斷減少的消息。

    在沿海大城市發展日益成熟之際，這種雙速路徑吸引了那些希望繼續獲得20%回報率的外國投資者。河南和湖南等省人口堪比全球前20大國家，而直轄市重慶的人口與委內瑞拉相當，幾乎是新加坡的6倍。

    從外需轉向內需的宏觀再平衡比預期更早發生，這是因為2008年出臺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吸收了大部分的過剩儲蓄——過剩儲蓄在2005年至2008年期間催生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受此影響，去年中國貿易順差與GDP比例從5年前的逾8%大幅下降至2%左右。

    然而，人們對內需中消費與投資占GDP比重前者低、后者高這種表面失衡現象的擔憂有些過度了。這種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咎于扭曲的支出統計數據，包括個人消費中被低估的住房服務數據以及被夸大的投資數據。消費占比被低估的程度可能高達10個百分點。之所以說這種擔憂過度，還有一個原因是，盡管全球性危機此起彼伏，但個人消費繼續以每年8%-9%的不相配速度增長。

    隨著源于2008年刺激計劃的畸高投資逐漸回落，消費與投資在GDP中的占比將更加均衡。由于內陸地區的消費與GDP比例高于沿海地區，空間再平衡也將對支出再平衡起到促進作用。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這將是一個需要持續十年之久的過程。

    那么，面對這些形勢，中國能夠、也應該做些什么呢?

    現實情況是，外需低迷以及由于需求放緩而引發的庫存調整已經削弱了經濟增長前景，經濟增速因此降低的幅度比去年預期的至少多一個百分點。由于通脹已經放緩，適度擴張政策沒有多少風險，但在這些形勢下效果有限。

    對匯率和利率進行重大調整將與更長期目標背道而馳，因而不是切實可行的選擇，不過最近增加靈活性的改革是積極的舉措。此外，實行經濟適用房政策和放開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將有利于推動空間再平衡。

    實施有利于加強社會服務的財政改革，以緩解當前經濟低迷帶來的壓力也是明智的做法。為私營部門提供更多支持，拓寬融資渠道，讓它們能夠比較自由地進入國資主導的經濟領域，同樣是明智的做法。此類舉措將有助于實現中國渴望的結構轉型。